FLY:清代时为什么大量异国商品流入欧洲？白银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_LLS

引言：

把白银作为现代“货币”——换句话说，一种为弥补欧洲“贸易赤字”而转让的抽象价值的余额储备——进一步加强了把中国的进口偏好视作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信号的倾向。相反，我们必须把白银本身视为一种商品：一种以矿物为基础的精炼产品，它非常适合于一种重要职能，并且在西方能够远比在亚洲任何地方更廉价地生产；而地质上的偶然性使中国几乎根本不能生产它。

此外，它还是西方不仅在原料供给而且在提高产量的技术方面都占有优势的少数工业品之一：欧洲人铸造的硬币比亚洲使用的任何钱币更好也更难以仿造。由于中国人使用的白银是条状的，这种铸造方面的优势与他们关系不大，但它对南亚人和其他用户有很大关系，他们通常是欧洲白银最初的买家，然后通过自己的贸易网把其中很多送到了中国。把白银视为现代意义上的“货币”，认为它被送往东亚是作为商品的替代物，而不是作为一种中国人用作货币中介的商品，这种论点一提出Wills1995(未出版；许可引用）；滨下武志1988：16-18；Sahlins1994(1989)。

Perlin(1995)没有谈论绝对优势，但确实强调了市场能量足以促使在欧洲生产多种专门为了最终用于亚洲国家国内流通的硬币。Flynn1995：429-448.196就表现出明显的武断性。毕竟，很多很有名气的商品——丝、胡椒、鸦片、可可豆——也在一地或另一地行使过货币职能，但却仍然被视为商品。此外，很多白银在用作货币和用作装饰之间变来变去。

把白银当作一种具体的商品而不是当作现代钞票的等价物，有助于我们弄清下述事实的意义：就在白银流入中国的同一时期，大量黄金从中国流向了欧洲和印度。最后，西方学者中长期存在的把西方看作这个紧密结合的世界的积极代理人的倾向，也加强了把白银当作一种送往中国去支付日用消费品价值的余额储备的倾向。但是一旦我们想到，这种态势是通过这一时期世界经济中可能高达40%的部分改变了货币基础而产生的，就不难看出，中国的白银需求在创造一种全球经济中起的“积极作用”每时每刻都与西方对瓷器、茶等等的需求同样大。

这里重要的是一个更具体的观点：西方在白银输出中的巨大的比较优势吸收了来自亚洲的开创新风的著名商品。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其他异国风味商品流入欧洲——它们用白银支付，并使欧洲时尚的车轮转得比别的地方更快。它使这种独特的流入固定在一种跨越欧洲、亚洲和美洲的经济关联中，而不是欧洲独有的任何“唯物主义”或“好奇心”。

由于欧洲获得并经营美洲的银矿，也提醒我们想到高压统治在促进欧洲经济优势中的巨大意义。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向外推行高压统治的成果可能对它们加速时尚变化的方式起了重要作用，从而对欧洲内部以市场为基础的互利贸易起了重要作用；但有决定意义的是，解释的方向是从海外高压统治发展到国内斯密型动力的特别加强，而不是从更为有效的国内交易和工业生产发展到压迫海外居民的权力。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即使白银引起的奢侈品输入为时尚机制提供了什么特别的加强，说欧洲人对“非必需品”的需求比中国人或日本人的需求有更强的能力，足以产生一种真正的经济差异，都只是一种推测——不是松巴特、布罗代尔和其他人认为的那种必然事实。如我们以前所见，无论社会最上层的奢侈品需求发生了什么情况，都没有明显的理由可以使人认为欧洲的“勤劳革命”和大众对斯密型动力的参与比在中国更为明确得多。

有待考虑的是新奢侈品的需求有些时候具有的第二种意义——它在成功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中引起了新的资本积累，引起了比较大的经营者的新优势，从而导致雇用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诞生。本章最后一部分将转向这些观点，下一章比较全面地考察金融制度和“资本主义”。奢侈品需求、社会体系和资本主义企业松巴特关于奢侈品和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杰出著作提出，奢侈品需求增长引起了新型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现。由于原料的费用、获得精湛技术需要的时间、向通常有权但缺钱的消费者收账的困难，大多数手工业者无法独立生产这些商品。

这实际上并不新鲜。很多奢侈品生产需要的流动资本常常超过一个手工业者能够筹集到的数额，这个问题以前是通过由最终的拥有者委托制作并为工作提供资金来解决的；手工业者通常在主顾的庄园里做他的工作，这种做法防止了携款潜逃，并使主顾可以随时干预设计方案的选择。然而，现在这些商品需求量的增长以及需求在城市中的集中，意味着一个能够自己负责生产费用的生产者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并从而比在旧制度下工作的手工业者生产出更廉价的商品。

松巴特提出，这样一来，出现了一些独立店铺，它们先进行生产然后再把商品卖给任何有足够的钱的人。然后，这少数非常成功的手工业者兼商人开始以更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并雇用数量更多的手工业者，后者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本，永远不能成为独立的生产者；相反，他们逐渐变成了无产者。这种情况确实出现过，但我们对其数量不应估计过高。甚至到18世纪后期，用不着离开大城市中心很远就能发现旧式的委托制作工作占优势地位。出于同样理由，在中国和日本的大城市中也发现了松巴特所描述的同样现象－诸如现成的奢侈品与委托制作的工作方式同时并存。

同时，在其他地方，定制的手工业品产量完全可以满足一个奢侈品需求高潮。曾有欧洲人提到，在印度的大城市中能够得到一个人可以实际想象到的一切东西，正是这同一些欧洲人也提到，获得这些商品通常是通过强迫手工业者承担专门的定货，而不是通过在独立的店铺中购买它们。再一次，这一模式在整个次大陆并不是始终一致的：印度农村很多织工相当独立于任何一个买主／主顾之外。

阿拉萨兰姆，与欧洲通过散工制接受原材料的织工不同，他们对其产品仍保持相当大的支配权；在港口或其他有很多潜在买主的区域附近的织布村庄中，这种情况转化为相当高的自主权。所以，这是一条脱离手工业劳役和受少数几个非常富裕的主顾直接支配的漫长的道路。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织工不是直接与商人打交道，而是通过半世袭性质的织工首领。

这些织工首领“对一组织工实行一种家长制控制，但不从经济上控制他们的劳动果实”，他们看来安排了大大增长的产量，通常有非常高的质量，同时并没有成为直接控制生产的资本家，也没有创造出由那些提供资金并出售产品的人直接监督的无产者。在东南亚的城市中，贵族消费者也仍然在发号施令。熟练的手工业者永远有违背他们的心愿被带到宫廷中去的危险，常常发现在某一个贵族或富有的商人庇护下工作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保护。

17世纪的马六甲——有20万人口，大于几乎所有的欧洲城市，只有几个例外－甚至明显得到了几乎所有奢侈品种类的供给，而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手工业者兼商人的发展。尽管东南亚手工业者的稀缺常常使他们可以为自己谈判到相当好的条款，但直到19世纪末，在欧洲殖民政体完全终止了合法的私人奴役之后，他们才开始脱离一种主顾制度和定货生产。

此外，各种各样非奢侈品生产的逻辑性可能为向一种资本主义结构164的转移提供了不同的并同样引人注目的理由。例如，中国的采伐业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是由于冒险进入森林并最终得到原木的收益要等待很长时间，还要加上对相当多的成队的伐木工的需求。

结语：

到19世纪，采伐企业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工资工人，而不再向较小的独立经营者购买木材。一个甚至更明确的实例发生在德川晚期的渔业中。北海道的渔业早已是一种商业经营；捕捞的鱼大部分成为鱼饼肥料卖到比较富裕但生态压力更为严酷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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